鲁迅先生的《故事新编》是开启鲁迅生命历程的至关重要的文本，该文本一反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，用一种表面“油滑”的笔调来叙述，也正因为这一表面“油滑”在一定意义消解了文本的真正内涵，从而导致长期以来这么重要的文本要么被忽略掉，要么被误读。

《故事新编》塑造了女娲、后羿、眉间尺、大禹、墨子等古代英雄人物形象，作者让这些圣人、贤人和一些意想不到的人之间发生奇怪的相遇，使他们处在一种荒诞的情景中，赋予了他们现代悲剧意味，他们为了造福大众或捍卫正义而不断操劳和抗争，而奋斗的成果却遭遇到践踏和亵渎，奋斗意义被消解。

古代神话英雄羿在《奔月》出现的场景是一个庸俗而无奈的社会，他纵有无与伦比的箭法，却也只能是打几匹乌鸦给嫦娥做‘乌鸦炸酱面’。羿从古代神话英雄，一变为无奈的无用武之地的英雄。而《铸剑》中为父报仇的眉间尺，十六岁的热血却无处挥洒，而宴之敖替人复仇的结局是自己的头颅与敌人的头颅一起“展览”，表明他的“牺牲”是无谓和毫不足道的。实际上鲁迅先生在经过了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的短暂的兴奋之后，再次沉入感情和思想的痛苦之中，他曾搏杀一时，却感到了在中国社会与现实中的失望与绝望，尴尬与不幸，当时的世界不但不会创造出自己的“英雄”，而且社会还会扼杀英雄、比如夏瑜所生存的社会环境，只是一个毫无生气的死水的世界，在这个世界里，革命者的鲜血只能做成庸人世界里毫无意义的“药”，所以先生感到了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无奈，他也感到了人生的无聊与悲哀，真切地认识到自己“绝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”，而只是“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”。

主张“兼爱”、“非战”的圣人墨子，在《非攻》中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捧着井水喝，啃着窝窝头，穿双破草鞋，背着个破包袱的质朴忠厚的农民形象。他为了消除战争与灾难，终日孤独地奔波、劳顿，可悲的是他的“兼爱”思想，连弟子们都不理解，他凭他的勇气和智慧使宋国免于战争，不使生灵涂炭，但救民于战乱中的墨子在城门口被强行募去了包袱并因淋雨而感冒。这也显示出真正为生民立命者不仅得不到民众的理解、支持和承认，反而被庸众虐杀的悲剧。其实《非攻》创作于1934年8月，当时随着“九·一八”、“一·二八”事件的接连发生，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，巨大的民族危机日益迫近，各界人士纷纷鼓吹救亡，号召抗战，而真正为民族利益奔波的人正在尴尬艰难地前行。《非攻》也讽刺当时国民党卖国政府空论抗敌和搜刮人民的行径。作品中对楚国侵略野心和宋国腐败羸弱的揭露，都切中了“九·一八”以后中国的时局要害。

先生也对历来赞赏伯夷、叔齐这两位影响深远的忠臣形象的“不食周粟”进行质疑与嘲讽。在《采薇》篇中伯夷、叔齐一逃再逃，因为他们从未有过直面人生的勇气，他们的生命早在苟活与逃避中消沉殆尽了。30年代的中国，各种反动势力日益猖獗，革命力量时时受到打击，于是有的人退缩了，开始逃避现实，但却打着“归隐”的幌子，但鲁迅先生他宁可直面惨淡的认识，直视人生中的痛苦，也不愿做丝毫的退让与妥协，即使在绝望中，依然要抗战，他要“于无所希望中得救”。而《起死》和《出关》中老庄虽有高深的哲学思想，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无法靠它来拯救自身，反过来还得分别靠警笛和“出关”来解救自己，更可笑的是，老子《道德经》的最后结局也只是和盐、大豆等充公之物混丢在一处……他们只能在“无所希望中坚守”。

在一个远离英雄、消解英雄的社会里，在一个越来越世俗化市民化的社会里，英雄的出现往往伴随着不可避免的无奈。《理水》英雄大禹生活在一个文化山上，而这里居住的是一群满口洋文，大谈着遗传学、维他命、莎士比亚的学者，而当大禹从艰难困苦的奋斗中归来后，其一切真诚努力与牺牲，却在“万人称颂”的阿谀中，被故事化和神话化，最终成为荒诞无稽的谈资。是啊“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，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；有了伟大的人物，而不知拥护、爱戴、崇仰的国家，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。”在这样一个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中，女娲《补天》时胯下出现的是一个现代生活中的“小丈夫”，她的“造人补天”换来的也不是万民的景仰和拥戴，而是肚皮被其“嫡派”选作了最膏腴的扎营之地。在那个时代，英雄们所面临的却是这样尴尬的悲哀。

鲁迅先生以严峻的、批判的态度，去重新审视中国历史上的一些圣人、贤人，让我们在“油滑”的笔调间和“怪诞”写作中体味着现实的苍凉。《故事新编》静静地守候在《鲁迅全集》里，它的沉默是对我们的召唤。它期待我们的阅读，让我们在同文字的共舞中收获思考的快乐，而这实实在在的快乐，可以让我们更加睿智与深刻。